可民可刑的案件应该怎么处理？——从最高法副院长李勇的讲话谈起

可民可刑的案件应该怎么处理？——从最高法副院长李勇的讲话谈起

对可刑可民、又事出有因存在重大争议的案件，不能让本该民事救济、行政处罚的问题轻易进入犯罪圈。

这是最高人民法院党组成员、副院长李勇在司法实践中反复强调的司法理念

一、“轻易入罪”的司法风险

刑民交叉案件，是指同一法律事实或相互关联的法律事实，同时涉及民事法律关系和刑事法律关系的案件类型

李勇副院长指出，对于“可刑可民”且“事出有因存在重大争议”的案件，要防止刑事手段不当介入本应通过民事救济或行政处罚解决的纠纷。这一观点的法理基础在于：刑法作为最后法、保障法，只有在民事、行政等其他法律手段不足以规制时，才应当启动。

然而实践中，刑民边界的模糊性导致刑事手段被不当使用的情形并不罕见。在一起民事执行调解案件中，当事人因在执行和解中协商债务并邮寄对方隐私材料，被公诉机关以敲诈勒索罪起诉。辩护律师介入后，紧扣“民事执行调解”与“刑事敲诈勒索”的边界，最终法院重审认定敲诈勒索罪不成立，仅以拒不执行判决、裁定罪判处拘役五个月

二、“事出有因”为何是阻却犯罪的关键

“事出有因”在刑事司法中具有特殊意义。如果行为人的诉求具有民事上的基础——比如确实存在债权债务关系、合同权利义务或财产权益争议——那么即便其实现权利的方式存在瑕疵，也应当优先评价为民事纠纷，而非直接认定为财产犯罪。

以诈骗罪为例，该罪的成立要求行为人“以非法占有为目的”虚构事实、隐瞒真相。如果行为人确实提供了商品或服务、确实存在真实的交易或借贷关系，那么即便存在夸大或隐瞒，也属于合同纠纷或民事欺诈的范畴，不应轻易认定为诈骗犯罪在一起涉嫌诈骗罪的职务犯罪案件中，当事人被指控以“打点公司高层”等事由骗取供应商钱款。辩护人经审查发现，供应商支付款项的实际原因是对当事人职务支持的期待，双方形成了事实上的“权钱交易”关系。辩护人据此提出定性变更意见，检察机关最终将罪名从诈骗罪（法定刑十年以上）变更为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（量刑六年），刑期大幅下降

三、律师在刑民交叉案件中的核心价值

李勇副院长的讲话，实际上为律师在刑民交叉案件中的辩护工作提供了明确方向。律师的价值不仅在于法庭上的辩护，更在于程序路径的选择与风险的整体把控。

1. 程序选择：避免“先刑后民”的误区

刑民交叉案件的处理规则，已经从早期的“刑事优先”逐步转向“刑民分流、各司其职”

2. 证据转化预判

民事程序中的陈述、自认、举证材料，可能在刑事程序中被转化为指控犯罪的证据

3. 刑民边界的精准界分

律师需要同时精通民事与刑事两种法律评价体系，准确指出案件究竟是民事纠纷、行政违法还是刑事犯罪。正如李勇副院长所强调的，对于“可刑可民”的案件，要防止轻易入罪，这恰恰是律师进行定性辩护的核心空间。

四、结语

刑法的谦抑性，要求司法机关在罪与非罪的边界上保持审慎。李勇副院长的讲话，是对这一原则的重申，也是对社会公众和司法从业者的提醒：不是所有的“不对”都构成犯罪，不是所有的“事出有因”都该被刑事追责。

对于当事人而言，面对刑民交叉的法律风险，选择具备刑民一体化视野的律师至关重要。一个负责任的律师，不仅知道如何赢一场官司，更知道如何帮助当事人在诉讼中控制刑事风险、守住自由与财产的安全底线。

刑事律师/刑辩律师/淄博刑事辩护

山东杰盟律师事务所

指导老师：梁立营

撰稿人：吴永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