送钱给国家工作人员，竟被判无罪？行贿案背后的“证据密码”
案情速览
2012年至2013年间，常州某公司先后承建甘肃省某县四项工程，委派公司副总经理谈某2为项目负责人。后因公司资金周转困难，谈某2与公司法定代表人商定，由谈某2出面找时任县委书记刘某帮忙催收工程款。2013年10月，谈某2借邀请刘某到公司考察之机，在宾馆送给刘某5万元，意在拉近关系、为后续沟通铺路；此后2013年底至2015年底，谈某2又先后三次以拜年名义送给刘某共计60万元，每次送钱后刘某都会向有关部门打招呼，工程款也随之支付了一部分，但至案发时仍有约1335万元未结清。辩护人提出，该60万元实为刘某主动索要，谈某2系被迫给予，并非主动行贿。2016年10月，谈某2听闻刘某被调查后主动联系检察机关并如实交代了送钱事实，同年12月成县人民检察院以涉嫌行贿罪对其立案侦查。
辩护策略分析：索贿抗辩与“谋取不正当利益”的认定
在行贿案件的无罪辩护中，“被勒索后未获不正当利益”是法律明确规定的出罪路径，这也是本案辩护人提出60万元系索贿的核心法律依据。
一、法律依据：被勒索≠行贿
《刑法》第三百八十九条第三款明确规定：“因被勒索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，没有获得不正当利益的，不是行贿。”
这一条款意味着，如果谈某2能够证明：
1、该60万元系刘某主动索要而非自己主动给予；
2、公司没有因此获得不正当利益（催收合法工程款不属于不正当利益）；
那么这60万元依法不构成行贿。
二、本案的关键争议焦点
辩护人提出60万元系索贿，需要面对以下几个核心问题：
第一，索贿事实的证明难度。行贿受贿案件通常“一对一”，行贿人送钱、受贿人收钱，双方心照不宣。在没有录音录像、书面记录的情况下，事后主张“是被索要的”，往往面临证据不足的困境。辩护人需要提供足以动摇“主动行贿”认定的证据，比如刘某主动打电话要求送钱的通讯记录、相关证人证言等。
第二，催收合法工程款是否属于“不正当利益”。 这是本案最值得深入挖掘的角度。
根据司法解释，行贿罪中的“谋取不正当利益”是指：谋取的利益违反法律、法规、规章、政策规定，或者要求国家工作人员违反规定提供帮助或方便条件。
本案中，谈某2催收的是公司已完工工程的合法工程款，这笔钱本来就是公司应得的。刘某打招呼支付工程款，在程序上可能存在“加快审批”的情况，但利益本身是正当的。按照法律逻辑，如果刘某的行为只是“加快合法款项的拨付”，而非帮助公司获取违法利益或竞争优势，那么即便谈某2送了钱，也可能不满足“谋取不正当利益”的构成要件。
第三，5万元的性质。 2013年10月那笔5万元，送钱时尚未涉及具体的工程款催收，目的是“拉近关系、铺垫沟通”。如果被认定为“感情投资”或“建立关系”，而非针对具体请托事项，则同样难以认定为行贿。
三、无罪路径的可行性
结合本案案情，谈某2要实现无罪判决，至少需要攻破以下几个点：
一是证明60万元系被勒索而非主动行贿。法律虽规定了被勒索出罪条款，但举证责任在实际操作中往往由辩方承担，难度不小。
二是证明谋取的是合法工程款而非不正当利益。如前所述，这是本案最有说服力的抗辩点。公司承建的工程已经完工，工程款是合同法明确保护的债权，刘某打招呼“加快支付”而非“违法支付”，利益本身具有正当性。
三是单位行贿与个人行贿的定性之争。65万元均来自公司备用金，行为经法定代表人同意，代表公司利益。如果本案被认定为单位行贿，则谈某2作为直接责任人员仍可能被追责；但如果单位行贿不成立，则个人行贿的指控也可能瓦解。
四、同类案例的启示
实践中，行贿案因证据不足或“谋取不正当利益”认定不清而被判无罪的案例并不少见。曾有案例显示，四川省眉山市公安局原副局长王志刚，因受贿等罪名，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，此案中，眉山当地6名公安系统职员向司法机关承认，曾向王志刚行贿，并签字画押，却没有事实证据证明。法院判决最终不予认定。这提醒我们：行贿罪的认定高度依赖完整的证据链条，单凭行贿人的供述和受贿人的指证，未必足以定罪。
刑事律师/刑辩律师/淄博刑事辩护
山东杰盟律师事务所
指导老师：梁立营
撰稿人：陈晓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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