从“财政管家”到“阶下囚”：一名乡镇女党委委员的四重罪孽
一、从教师到“财神奶奶”的堕落之路
邓琳娜这位“80后”女干部，因手握大涌镇财政审批与政府采购大权，被人称为“财神奶奶”。
2013年至2018年，利用分管财政工作的职务便利套取侵吞财政资金共计人民币29.5万余元；利用分管财政、政府采购的职务便利，收受贿赂共计人民币134万元、港币10万元。利用与时任大涌镇党委书记黄某的密切关系，通过其职权为罗某在环保处罚、串通投标调查等事宜上提供帮助，非法收受好处费共计29万元。
六年间，她因贪污罪、受贿罪、串通商标罪、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将自己从“财政管家”送进了被告人席。
二、辩护焦点之一：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与斡旋受贿罪的“性质之辩”
在邓琳娜案中，最具理论深度与实践争议的辩护焦点，当属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与斡旋受贿罪的罪名界分问题。
斡旋受贿可至死刑，利用影响力受贿最高无期，二者量刑差异直接关乎当事人权益，准确定性至关重要。两罪核心区别在于影响力的性质来源不同。
斡旋受贿要求利用“本人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”，属于权力性影响力。行为人凭借职务身份衍生的“话语权”，去影响其他国家工作人员。
利用影响力受贿则不要求行为人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，其影响力源于与权力者的私人密切关系，属于非权力性影响力。
当行为人本身是国家工作人员时，两罪可能产生竞合。此时判断的关键是：影响另一国家工作人员，靠的是“工作联系”还是“私人关系”？
邓琳娜虽与黄某存在上下级关系，但请托事项均非其分管领域，其影响黄某并非依赖职务权力，而更接近私人关系衍生的非制度性影响力，此乃本案定性关键。
三、辩护焦点之二：受贿共犯与利用影响力受贿的“生死线”，就差一个“通谋”
本案中的另一关键辩护维度，是邓琳娜是否与黄某构成受贿共犯。这条“生死线”的核心，在于行为人之间是否存在犯意联络（通谋）。
本案关键信号：法院以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单独定罪，而非与黄某并立共犯，关键在于缺乏“通谋”——邓琳娜打着黄某旗号收钱办事，但黄某既未授意亦未合谋，恰符合“借他人之手”而非“与人共谋”的行为本质。
四、辩护焦点之三：“不正当利益”要件的边界之争
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成立，要求请托人谋取的是 “不正当利益” 。
根据《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，“不正当利益”包括三类情形：
谋取的利益违反法律法规规定；
谋取的利益违反政策、行业规范；
通过行贿手段获取的竞争优势等。
本案中，罗某请托邓琳娜干预环保处罚与串通投标调查，前者系要求直接改变执法结论，后者系意图使其免于追究，均属司法解释所规定的违规干预行政执法、逃避法律追究之情形，不正当性明显。
五、结语：权力有边界，伸手必被捉
一名非“一把手”的党委委员，六年织就跨领域利益网——撬动的不是职务权力，而是“一把手”的私人影响力；突破的不是单一环节，而是一连串制度缝隙。
刑法再精细亦属事后评价，制度的生命力在于堵住漏洞。邓琳娜网住利益，最终网住自己，恰是“伸手必被捉”的注脚。
刑事律师/刑辩律师/淄博刑事辩护
山东杰盟律师事务所
指导老师：梁立营
撰稿人：陈晓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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